人的一生都充满了摇摆，不被认可，不被理解，充满了探险，八九不如意，但就是在这样的跌跌撞撞中一路成长，在自己的困顿和局限中展开工作，把不如意转换成更有诗性的人生。
陈文令的小红人是他的自传体作品，这一系列雕塑叫《红色记忆》，罗圈腿的男孩饿得前胸贴后背，顶着一个大大的脑袋，这是他那个年代对儿时饥饿的集体记忆，除了身体的瘦弱，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男孩子活泼的天性，依旧笑嘻嘻地找乐子。
22年前他开始这一系列的创作，两年后他带着这批作品来到北京寻求一个展览的机会，没有人认识他，更没有人认可他，没有人愿意为他策展，心怀壮志的年轻人在北京这个文化权威中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他失落地回到求学的厦门。展览就只能在美术馆吗，只能策展人做吗，只能在北京吗？他被关在了学术的门外，尝试着另走出一番天地，在碧海蓝天的沙滩上他成排的红孩儿站立着，在最广阔天地间做了自己的第一次个展。
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互联网都在讨论“躺平”这个热词，因而我们把主题就定为倦怠社会下的普通人。陈文令老师理解的躺平是以不工作、不合作的人来反抗消费社会对人的压榨。他说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居伊·德波就曾经说过“永不工作”，用懒惰拒绝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人在现代化这个跑步机上只能永不停歇地奔跑，直到老年榨干了所有的劳动力才能稍微获得喘息。
我们从被统治者监视抽打的奴隶变成了自我的奴隶，一个人自我的搏斗，自我压榨产出更多的商业价值，忙忙碌碌不明不白过完自己的一生。他最新在做的作品很巧合，是一个双膝弯曲，手耷拉在身前的人，他的背上扛了一只巨大的猪，这件未完成的作品是他对现实社会最敏锐的直觉。
在压力面前他选择的是抗起，这是他作品乐观的内核态度，从咧嘴笑的小红人到疫情期间的行为作品《每日一顶》，在困境中依旧以幽默的方式寻得自洽。回家过年赶上疫情隔离，人们惶恐地看着感染人数的增长，被隔离期间他开玩笑似地把找到的奇奇怪怪物品顶在脑袋上，人可以被围困在一个小天地，但是心灵依旧能找到面对生活的希望。
他说天时地利人和事情才能成，但是最难的和是自己与自己的“和”，如果你的灵魂和肉身和不来，灵魂欺负肉身，奴役它一直劳动，那肉身可能就罢工不干了，出现多种病症来反抗思维的安排。所以此生面对无常世事，能做到曾国藩所说的“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的逍遥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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