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走进我画室的人，很大一部份都会满脸困惑地问我同样的问题：你一幅画要用多长时间?怎么会这样画?
为什么这样画?这个问题我想连自己都难以说清。艺术创作过程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过程，但我想那些让人困惑的东西和自己早年成长的个人生活经历有关，和城市的急剧膨胀对人造成的冲击和压力有关，和母亲养蚕的那些早春三月的天气有关，更和父亲的古怪脾气以及我对这种脾气之中的真实灵魂的好奇和窥探冲动有关。
我的父亲是一个工人，一个远在青藏高原上的孤独的养路工。在这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上，像古时的驿站一样沿国道分布着一些孤零零的道班。那些道班在那些来自都市的游客眼里是一个异类，和周围浪漫的草原牧歌情调格格不入，粗俗、破败，毫无美感。但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却是我一生中有关“家”的记忆中最温馨的部份。
在我少年时候的眼里，父亲是难以琢磨的一个迷。他和母亲长期两地分居，过的是一种牛郎织女般的生活。现在看来，父亲这样类似于囚徒一样的生活，在漫长的岁月中，已经对他个体生命造成了创伤。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伤在哪里，只感到那类似于高原无常变化的天气一样的恶劣情绪在胸膛来回冲闯。一方是家庭，天伦之乐。一方是工作，是职责，时代的局限和他个人的局限让他无法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最终只能囿于这种局限。被长时间囚禁在远方，囚禁在自我中，他那不厌其烦地织网的行为，其实就是无意中从这单调的重复劳作中找到了一种既能打发时光又能暂时忘记痛苦和烦恼的方法。
我之所以喜欢画那些反复穿插、缠绕的线条，和我父亲的处境何其相似。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近十年时间，我都作为一个曾通的打工者，在都市中来回奔波。我所从事的职业有环艺设计、动画背景、室内装饰、房地产策划，画过广告路牌。
在那些年中，我在奔忙的间隙经常问自己是否能够完全放下自己那些不着边际的梦，就像哈母雷特重复着那句“生存还是死亡”。
在深圳打工那些日子，我常常在乡愁和对艺术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回望家乡。回到四川后，我在好几个城市中游荡。大都市所展现出来的社会众生态，让我这个来自小县城的青年在内心中产生了严重的紊乱和恐慌。我自己的信条和社会对人的要求产生了尖锐的对立，我很不适应都市的喧嚣和浮躁，但我又无处可去。乡愁把我带回现实，现实却又把我的心引向远方，引向了记忆，引向了童年，家乡已没有我的立锥之地。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城市中碌碌无为，像一个城市边缘的游魂，那折磨我的乡愁在那些窘困、失眠、漫长的日子里惭惭投射于对艺术的渴望上。
佛洛伊德认为艺术家都是白日梦者，也认为梦是对愿望的满足。我想自己的所有问题，只有在满足了自己那个做了十年的白日梦之后才有可能好起来。于是在父亲离开后的第二年，我才梦游般地拿起了扔下多年的画笔。顺着1995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中断的思路，开始了这些视觉圈式的创作。在画那些耗费时日的线条时，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嘈杂的声音和纷乱的事务，没完没了的奔忙离我远去，一个宁静的世界由我的内心中扩散出来，随着画幅的增多，我的神经衰弱症明显地好转起来，也可以在中午喝一些淡茶了，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囚-哪层是我的面具之一 》180×150cm 2008年
博依斯曾说过，艺术具有治疗功能。在这一点上，我似乎贴近了这个大师，我们有类似的创伤记忆，只不过他是因为战争，而我则是因为这个急剧变迁的社会。
我画的东西表现了什么，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通过这种劳作，进入到一种宁静、简单的世界之中，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组成我生命中的许多时刻，通过这种方式渡过。而这一过程今后不会停息，直到生命终止，就像童年时候的我躲在母亲的蚕房里看到的那些吐丝的春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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