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竞技,真姿势:摔跤作为表演艺术(下)

2014-12-10 来源: 概艺原创

  从“动真格的”搏斗,到作为艺术表现的题材,再到“动真格的”表演——强调自身姿势的戏剧性,摔跤在经历着怎样的蜕变,并且将蜕变为什么?当摔跤与表演越发密不可分,摔跤还只是摔跤吗?或者说,摔跤还只是具有表演性的摔跤运动吗?


  自由式摔角犹如一场悲剧的演出,而它的主题正是痛苦。对于这种痛苦的夸张表演一路绵延至最终的“败局”(失败比胜利更有观赏性),从而使悲剧抵达高潮。罗兰·巴特在《神话修辞术》中说道,“这种强调的功能确与古代戏剧的夸张、突出效果一模一样,后者之手段、语言及附属物(面具和厚底靴)都共同致力于表示明显夸张的必要性。被制服了的自由式摔角手的姿势向众人表示了败局,他不掩饰这点。反而以音乐中延长记号的方式强调并保持了这点,与古代面具蕴含表示表演的悲剧气氛之意相吻合。自由式摔角的情景,恰似古代剧场,选手们不以自身遭受痛苦为羞,他们懂得呜咽悲嚎,他们有流泪的癖好。”


约翰·米莱斯(John Millais):《摔跤运动员》(1840年),水彩,藏于英国伦敦泰特美术馆


  自由式摔角的另一个具有戏剧性的特征是“报应”。用巴特的话说,“自由式摔角终究是一系列数量上的彼此抵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赛场上的反面角色有时对于规则的运用前后不一,出尔反尔,这会使得观众愤怒,但他们愤怒的原因却不是规则本身受到了破坏,而是由于这个摔角手“破坏了数量上的平衡,扰乱了对数量上抵消的精密计算”,因此他们期盼剧情的逆转——“惩罚的快乐因得到数学上的证明和确认而达到极致”。


  在表演性上,自由式摔角的确近乎纯粹。“在自由式摔角里,只有完全彻底的存在,没有任何象征、暗示,一切都是毫无含蕴地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一切姿势都没有什么留在阴影里,没有隐藏,它们切除一切寄生意义,并且按照仪式向观众展示纯粹而完满自足的意义,完满如自然。……姿势最终与目的完全相应合,非常流畅,没有一丝一毫流失,也没有矛盾。”


墨西哥自由摔角(Lucha Libre)


  自由式摔角的表演性极大地蔓延于现代摔跤——这种曾被认为是业余摔跤的活动如今早已划入职业摔跤的范畴。有趣的是,从过去“动真格的搏斗”到如今“动真格的表演”这一过程中,摔跤似乎正在完成一个轮回:起初是真正的角力使人联想到其所象征的含义,而摔跤作为意义的载体被呈现于艺术作品中;然后是自由式摔角对于象征意义的破除,摔跤不再作为载体而是作为意义本身被强调、演绎和表现;到现在,这种表演不断被提纯,摔跤几乎要从摔跤自身当中消失了,而留下的只有象征意义。或许,我们几乎不必再争论摔跤究竟是更似竞技运动还是更似戏剧了:它就是表演(无论它是否同时是别的什么)。


墨西哥自由摔角(Lucha Libre)


  在墨西哥的自由摔角比赛(Lucha Libre)中,摔角手们都要佩戴面具。每一个摔角手都有专属于自己的面具设计,不会和其他摔角手的面具重样儿。面具就是这些摔角手的名片。而收集这些面具则成了Lucha 迷的一种文化。早期面具主要通过颜色不同来区分选手,而现代墨西哥摔角中,选手的面具上常有华美的图案——动物、神灵、古代英雄等,用以体现摔角手的身份。这些摔角手往往到职业生涯的尽头才会摘下面具,面具成为了其作为职业摔角手的象征。一位摔角手若是在比赛中被对手摘掉面具,会被视为奇耻大辱。

  

  墨西哥、面具、身份象征——这样的组合让人很难不想到古老的玛雅文明。泛神崇拜时代,大自然中的一切皆被视作神灵,而面具则赋予人力量和权利。戴上面具的墨西哥摔角手因此被赋予了超人的形象。在上世纪50年代,墨西哥自由摔角中出了一位“银面具圣徒”(本名阿道夫·戈兹曼·胡埃塔),他是赛事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明星。此人从未在比赛中摘下过面具,甚至1984年去世下葬时仍然戴着那副银色面具,他的真容始终是一个谜。不摘下面具就意味着不回归普通人的身份。银面具圣徒被写入了漫画和电影,代表着受压迫者争取权利的心声,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注)


墨西哥自由摔角(Lucha Libre)的面具


  这种仪式感是作为玛雅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墨西哥所特有的。现代的身体较量在夸张的表演中同古老的祭祀仪式难舍难分,摔跤因而变成了另外的东西。它依然和信仰有关,不过不再是比喻宗教仪式的本体,而变成了这类仪式本身,即古代仪式的现代化表现。


注:

关于墨西哥摔角的部分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墨西哥摔角”词条


                           文章作者: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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